这篇文章，原是在一年以前就写好了。因为，当时在《中华读书报》上读到《如何对得起陈寅恪先生和读者》一文，我便想：《陈寅恪诗集》虽然有差错，但还不算多；而《钱钟书论学文选》（舒展编，花城出版社，1990年1月第一版），则简直令我悲愤难言了！不料拙文寄出后，一直没见发表。我寻思，莫非拙文尖锐了一点，编辑怕“得罪”人？或是因为这套书出版已多年，便不值得批评了？
经过一年多的思考，我现在还是决定据原稿重写，再次投给报社。因为我认为，只要承认“钱钟书”这三个字是永恒的，只要承认钱先生的著作是不朽的，那么，对这部《文选》的严重问题，就应该而且必须揭露。哪怕时间过得再久，欠债总是要还的。不是说要提倡说理的、有棱有角的书评吗？我堂堂正正署真名实姓发表批评文章，出于公心，承担一切文责，有什么不可以呢？
我也是个“钱迷”。多年前，在书店见到六大卷的这部《文选》，尽管明知其内容与我已购的钱先生著作绝大部分重复，且书价也不菲，但还是买了一部。因为吸引我的是：一、此书为钱先生亲允编选、钱夫人亲笔题笺；二、选编者为“钱学”名家，出版社也颇有名气；三、书中说“可为读者像使用工具书那样”，“提供翻检之便”；四、此书在短期内即印了四次，并很快荣获全国优秀图书奖。但我买回家略为翻阅，便懊恼不已，连呼上当！本来，我想从头到尾当一回“义务校对”，不，“义务编审”，然后再写一篇文章；但那样做就得写几万字了，报纸不可能给那么多篇幅。因此，我只能凭几年前翻读时随手在书上所记，略分几点，举例来谈谈。
一、编选者说：“钱先生原著中引证了大量外语书籍，为适应一般读者，本书尽量删节了外语引文和出处注释。”
然而，事实上是毫无体例，想删便删，不想删就不删。全书仍然到处可见外文注文、引文，例子举不胜举，这里仅就每一卷中随手翻出三页来吧：第一卷第147、181、237页，第二卷第203、305、313页，第三卷第121、152、155页，第四卷第282、314、394页，第五卷第19、164、218页，第六卷第99、125、217页，等等。可见根本不是“尽量”删节。这样做不仅徒乱体例，也未必对读者有好处。
二、书中错别字、错误标点很多，当已超过国家对出版物的标准。
外文方面的错，很多书难免，这里就不举例了。中文错字，有的还能猜得出来。如“帐恨久之”（第二卷176页）当是“怅恨”之误；“永乐大曲”（第三卷182页）肯定不是一种酒的名称，当是“永乐大典”；“明永乐时宿演万史时戏文”（第四卷102页）肯定是“万历”之误；“常二语而无愧”（第四卷364页）当是“当”字之误，等等。然而有的错处，我保证你怎么也猜不出，如“而试阖郑揣其下文”（第二卷31页），如这样的标点：“不过，‘小子’。‘虮虱臣’之类，方此蔑如矣”（第四卷254页）。最奇的还有这样一句：唐代“中叶之全盛，李、杜、元元、白白之瑰奇，无此力量。”（第五卷1页）我敢担保，任何中国文学史专家，也猜不出“元元、白白”是谁！
三、书中对钱先生原著的页码，时常胡乱标注，甚至将钱先生原文胡乱拼排。
本来，严肃的选本都是在每段（篇）选文后注明原出处的；本书编选者却只在每章的“简要说明”后，挤在一起标注，这给读者带来很大不便。而第五卷甚至索性不标注原著页码。第四卷285页，注明选自“《管锥编》228－230页，1411－1414页；增订109页；手稿170页”，那么，至少应有四段文字了；但实际却只有一段，后面所注的全都没有，真是太奇怪了！
而全书最无法读的，是第五卷。编选者胡编一气，所以连原著页码都无法注出。这一卷主要选自《谈艺录》，钱先生对此书先后做过多次增订，他的“补编”仅注明原书初版的页数，是针对初版有关内容的独立的文字，并非所有补订文字都可以具体插入初版某句之后。但编选者竟极为大胆地乱插，且一般不分段分行。很多地方都插错了；有的地方即使大致不错，但也破坏了原文的雅致，弄得读也读不通。钱先生治学极为严谨，如发现自己搞错了，就另写文字自我订正。而荒唐的是，编选者竟然把这样的订正文字与有错的初版原文排在一起（如第31页），甚至直接拼接起来（如第89页），不仅变成自相矛盾，而且对一般未读过《谈艺录》的读者来说简直成了不知所云的“天书”，还谈什么“普及性的选本”呢。
而即使对《谈艺录》作过研究的人，如读此卷《黄庭坚谈诗屑》等章，恐怕也是读不懂的。因为它没头没脑，条理不清。编选者将原书颠三倒四，又删又添，甚至把《谈艺录》初编原文倒插到补订文字中（如第24页），更甚至还妄自改动钱先生文字（如第24页），又甚至将原书中排的小字注释文字窜入正文（如第26页）。总之，把一部《谈艺录》名著弄得面目全非，无法卒读！
四、本书最大特色，是将钱先生有关论述“按主题门类分编”，并在每个专章前加上编选者的按语；然而，书中最倒人胃口的，正是不少地方分类荒唐，很多标题和按语庸俗不堪。其水平远在“文革”时编的“语录”之下。编选者似乎随心所欲，有几章内容极多，一个题目根本函盖不住；又有不少章，仅仅一小段文字，竟也算一章。当分不分，当合不合。如第二卷《二五、交际·交友·绝交》、《二六、一饭结恩仇》、《二七、恩情易忘怨毒难消》，从标题上看也是内容相近，而且后二章又都只有一段，然而偏偏分为三章。第三卷是《创作论》，然而其第二章却是《统治者的一个重要统治权术》，试问这与“创作”究竟有何相干？
分类荒唐的例子实在太多了。下面只就第二卷中挑几个说说。有的是“蛮凑强攀”（钱先生语），如第三章《背国不如舍生》，一共只收两段文字，前一段为读《离骚》“独怀乎故宇”等句的札记，符合编选者的题目；但第二段则是谈《太平广记》中有关“和神国”的故事，进而涉及中外乌托邦幻想，与上述题目毫无关涉。将这样两段文章放在这个题下，难道是说有了“和神国”这样的乌托邦就不妨“背国”？还有几乎通章与题目毫无系属的，如第二章《权力》，这个词的意思是谁都明白的，指政治上的强制力量，或职责范围内的支配力量。然而，这章所选钱先生的文字所讲的“权”，则是指不依常规、有所变通的意思，与“权力”完全是牛头不对马嘴。第四章《鼻息——人民之声》，多么新异的题目！仅有两段文章，前一段讲的是古今中外以各种事物比喻人体各部位的说法，举例极多，其中只有一句是“庶人、鼻也，其歌谣诅祝谤议，犹鼻孔之息也。”编选者仅取此语，以偏盖全，已是不妥；而第二段文章，更是离此题万里之遥了。第九章《后宫多秽恶》，集中了钱先生有关涉及宫廷淫乱的文字，然而其中又夹杂了“稗史上猿猴好淫”一段，真不知传说中的淫猴究竟与“后宫”有何关系！但这里总算还有“淫”之一字尚可强攀，而第十四章《杀掉暴君是弑君还是革命》，只收两段文章，第二段讲“沐猴而冠”及类似比喻，则无论如何也没法将这只猴子与“弑君”或“革命”相凑合了。第二十章《从外国“拿来”之难易》，收钱先生读《李斯列传》的一段笔记，其后半部分与所谓“拿来”还算有关；而前半部分乃是讲解“一切”一词，与“从外国拿来”云云完全不搭界。第二十三章《脸面的功能》，除第一段外，后面几段都与“脸面”、“功能”云云全然无关。第二十八章《相思飞翔而造诗境》，共收两段，第二段是讲连根树传说，与什么“思绪飞翔”、“造诗境”等等，又是无法蛮凑。
编选者在每章前所加的“简要说明”，也有不少可谓“佛头著粪”。如第四卷199页“祸乱邦危”云云，几不成语。第三卷273页云：“作家中还有一种古怪的蹈袭：自盗。”且不说蹈袭自己也叫“盗”，闻所未闻；奇怪的是编选者在这一章中根本就没有选出钱先生这样的论述。（《谈艺录》中倒是提及“自袭”，但这里却又未选。）编选者还有一个毛病，就是常常将钱先生的文章强行纳入他所喜欢或擅长的当今“时髦”的话语系统，弄得不伦不类。例子就不想举了。
五、最不能让人原谅的，还有书中竟然出现很多重复选文。
例如第一卷175页与第二卷171页，第一卷254－255页与第二卷113－114页，第三卷312－313页与第四卷25－26页，第三卷56－60页与第四卷88－91页（而且重复之中又有文字漏缺），第四卷386－387页与第五卷17页，第四卷392页—394页与第五卷17－20页，第四卷395页与第五卷20－21页，等等。更令人惊异的是，同在一卷中也会有大篇幅重复，如第三卷151－156页与212－217页。可见编选者与出版社有关人士不负责任到了何等的地步！（要说明的是，以上指出的重复，只是我在翻读时凭记忆发现而随手记下的。如果再仔细查查，也许还会有。）
我想，钱先生及杨绛先生可能没有过问此书的具体编选工作。上述差错不能怪他们，相反，倒是应该深深同情他们。而堂堂图书奖的评审委员会衮衮诸公，倒是应该反省一下的。你们恐怕连较认真地翻一下也不曾有过吧？这实在是不应该的啊！至于出版社与编选者，以这样的劣质产品获取了那么多读者的购书款及国家的奖金，我们作为消费者和纳税人，有没有索赔的权利呢？而更令人痛心的，这是对钱先生著作的一种糟蹋！
我为钱先生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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